谁也没想过，张国荣能演这个角色

赛人 1996年，一部很少讲中文，完全不在国内取景的中国电影，成为当年的票房前三，并斩获了金鸡奖最佳影片奖。 那便是当时叫叶缨，后来又改作叶大鹰执导的《红樱桃》。那是这位名将之后迄今最为高光的时刻。 《红樱桃》 时隔两年之后，叶大鹰集结原班人马，即编剧江奇涛、摄影张黎，推出了《红色恋人》。业内的反响不算剧烈，但也挤进了该年度的票房前三位。（想来，此番《红色恋人》的重映，能与当年的票房打个平手。） 这是不是因为一代巨星张国荣出演中共早期高级领导人的缘故，不好完全下此结论，但也不能对他的出现持视而不见状。尽管他因为演这个人物受到了不小的非议。 他应该算是最早介入中国内地电影制作的大明星，不算当时在那些名目繁多的合拍片里亮相的红男绿女。而叶大鹰之所以选择张国荣，按他自己的说法，并非全然的出于商业考虑。无论其主观，在客观上，张国荣的出演，还是为本片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 《红色恋人》 假如说《红樱桃》是用中国孩子的视角去看待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突如其来和生灵涂炭，那么《红色恋人》则通过外国人的目光来管窥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举步维坚和身心俱损所带来的一种卓绝。 这两部电影，不论时当时的观众，还是现在的受众，都能产生相当程度的陌生感。除了异国风情之外，即使《红色恋人》中华洋交错的上海，也更突出它洋的一面。是一个工农作为发展的大多数的政党，所极为迥异的另一番风貌。还可以说，历史的叙述者并非历史的书写者。 这种疏离效果，在《红色恋人》里极为突出，在影片结尾，摄制人员的出现显然打破了第四堵墙。 于是，革命在这部电影里，首先是让他者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然后才弥漫出一种司空见惯并大而不当的爱欲。革命在这部电影里首先是种可供观览的仪态，然后才是它的主张。 又得说到张国荣，他在很多电影里，都是被凝视的对象，而这部电影里，依然保留了人们对这位不得不永远年轻的偶像，所保持的一种对非人间产物的揣度和幻想。 梅婷在这部电影里，第一次见到张国荣时，俨然是粉丝见到爱豆时的沉迷。只是她更沉着，更富于智慧，也更有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温柔。 张国荣在银幕上的流光飞舞自能锁定无数人的视线，但他只有如揽镜少年般的顾影自怜时，才最让人的心思变得细碎，也随之容易破碎。 这在《阿飞正传》里无疑得到大面积的发挥，而他最显表演之光，并更让人为之倾倒的则是他能同时拥有两种人格。他好像天然的就能拥有两个世界，有时分庭抗礼，有时又能互通有无。 这两个世界一个依附现实，一个归属梦幻；一个近在眼前，一个远在天边。这份忽明忽暗的亮度，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雄兔的扑朔、雌兔的迷离，他都一并兼蓄。 《霸王别姬》 张国荣与陈凯歌二度合作的《风月》其实也保留了这份特色。在《红色恋人》之后，张国荣与罗志良合作的《枪王》和《异度空间》，是作茧自缚亦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张国荣最合适的角色是那个像谜一样的孩子，是求呵护，而当温存到来之时，又弃之不顾。所以他的这类角色，也被母性之光所宠罩。 当《红色恋人》里，他病痛发作之时，被梅婷用整个身体所包裹。总能让我联想到《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戒大烟时，整个人行将崩溃，是他最瞧不起的菊仙搂入怀中。这几乎成了全片最动人的一幕。可以说，张国荣表演的强项是能演出那种不必来由的脆弱。《红色恋人》也是如此，只是更加模糊，更用不着去一一的点明。 《红色恋人》里的张国荣，诚然是坚定的并魅力四射的革命者，但他在影片中的另一些时刻，因受巨大创痛的侵扰，而神游于他的信仰启动之时。片中将这种病症称之为颞页癫痫。 这个一往无前的革命者有两个「我」在缠斗，那个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我」是不言自明的，另一个愿意躺在母体中的「我」，因种种原因所致而是模糊的。 多年以后，《红色恋人》还留有价值的话，也全在于此。他是在幻觉将一个女人当作自己的妻子，并使她怀上了自己的骨肉。这个在一开始，就开始单方向输出的爱情，因这出幻觉，而有了两情相悦的基础，并变地沉重而又不乏飘逸。 然而，就是这样一段注定刻骨铭心的爱情，仿佛只有在他者的视线里，能得到由衷的赞美并值得被纪念。张国荣的慷然赴义不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理想，或一个更具体的革命策略。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一个爱人，一个同志。去以命换命。他的革命启蒙是一个女性，他的生命终结也是因为一个女性。他是从一个清晰的个体回到另一个更夺目的个体中来，在以革命的名义而作出的视死如归中，在以宏大的集体意识作为先导的甘洒热血里。 总有一种毋须唤醒的生命意识是属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生命体验。这不单单是壮别天涯，而是自我与自我的告别，或者说是自我的再一次更新。虽然这一层意思，没有得到全然的体现，但可看出主创们为此所作出的努力。 全片最重要的道具，便是张国荣所扮演的角色，他颅骨中的一枚弹片。正是这个弹片让他饱受煎熬，并随时有生命之虞。同时，这枚弹片，也为他插上了幻想的翅膀。他强硬的脑力在高